从国家税收上看，2012年至2021年，民企占比从48%提升至59.6%。

在生产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发展壮大，以数字赋能提高农业、服务业效率。发展现代制造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

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做大做强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加快在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等领域形成新突破，努力在全球产业链优化升级中抢占先机。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农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够高，农业现代化进程较为滞后。三是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发展新动能。围绕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任务，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探索土地规模化经营，充分释放粮食增产潜力。

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既要注重能源、交通、通信等硬环境类基础设施建设，也要提升政策、服务、金融、信用、法治等软环境类基础设施水平。另一方面，应围绕促进供需高水平良性循环下功夫。要以更加务实的举措将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真正为民营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打通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让民营企业真切感受到国家想让政策准确、快速落到企业身上的决心，做到以暖心筑牢信心。

也要看到，当前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民营企业面临的不少发展难题仍待破解。今年以来，从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再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系列措施，顶层设计、机构设置、具体政策等多管齐下，形成了共促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成色更足，更加贴近民生、占据科技前沿，新设民营企业展现出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提升了经济恢复向好态势的内生动力。继续营造有利于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真正为民营企业发展排忧解难，就能促进企业预期转好、市场活力提升，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有这样一个案例值得参考。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民营企业均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中部和西部地区新设民营企业同比增长更快，体现着区域发展更加均衡。

当地有关部门深调研、摸实情，及时牵线搭桥，双方一拍即合，降本增效立竿见影。第一、二、三产业新设民营企业分别为28.4万户、111.6万户、566.5万户，第三产业占比超过八成，印证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框架，还是过去的体制遗留下来的，它已经不完全适应于现在的动态社会。比如说社会保障，大多数国家是由中央政府来承担。

 这些年来我们经济思维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一直推进市场化改革。这种变化趋势与制度无关，与发展程度相关。发达国家中央政府本级收入占60%以上，本级支出至少50%，而我们国家中央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0%多，分税制改革之后曾经达到50%多，后来逐年下降。而且是迫切需要调整，不调整只会导致地方小马拉大车，效率越来越低，可能内生出一种风险：治理失灵，这种风险像温水煮青蛙，其过程是难以直观感受到的。

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有利于放开搞活，充分利用我们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再借助于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发挥了我们劳动力充足的优势，让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目前权大责任小，权小责任大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比较常见。

在财政上体现出来就是上面点菜，下面买单，如果点菜和买单不是一个人，点菜的就会使劲点，因为他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从一个基本的原理来看，权大的责任小，做决策风险小、成本低，就有可能导致官僚主义。

各部门把责任层层下移，但权力都是在上头，这也就形成了一个权责的严重不对称。当这种涉及全国人口流动的事权时，就需要进一步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支出责任划分，适当上移是大趋势。权小的责任大，权大的责任小。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在这个社会中，比如说我们的校舍、医院，它应当根据常住人口来考虑，而不是户籍人口，也包括我们讲的编制，比如，一个地方警察有多少，是不是应当与当地的常住人口有关，但目前这些编制的配置是按户籍人口来的，这就是很多地方有大量协警的一个原因。有些人担心农民大量举家迁徙进城后，一旦出现大的经济波动，社会稳定怎么办，因而就有了所谓农村是劳动力的蓄水池的说法，农村可以吸纳大量的失业人群。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提新型城镇化，更明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能光让土地城镇化，光从经济的角度把农民的地征过来了，造房子、卖房子，城市里头一片繁荣，农民仅仅是个打工者，也要让人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实际就是农民的市民化。历史的记忆总是担心农民没有土地，进城之后不利于社会稳定。

市场化改革目的是什么？通俗地讲，就是怎么挣钱，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国家强起来，相对于计划经济，承认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这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目前地方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责任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责任主体，还有生态文明建设等各种责任，都压给了地方，但地方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协调能力、解决跨区域问题的能力。

实际上这些都属于治理的问题。否则，治理成本将会指数化上升。

市场经济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的变化，治理也要跟上。这就是说，要做一种准备：让三五个人去种一个人可以种的地，这样每个人就只是吃个半饱。而权小的责任大，只能被迫应付，就会导致各种形式主义。有时候我们去调研，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看我们是劳动力输出大省，这些劳动力从小受教育等公共服务，我们都付出了大量的成本，但是我们啥也没有，也没税收也没GDP，劳动力流入大省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分一杯羹？类似这样的区域利益协调问题不可能由地方之间一一去协调，成本比较低的办法无疑是由中央来负责。

层级越低，这样的能力就越低。特别是一些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比如少子化、老龄化等，这些对经济增长当然会带来影响。

而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就慢于经济方面，城乡关系当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关涉大多数人的身份、权利，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比如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等划分，都是在这一框架里头。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更难周全了，这就涉及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事权、支出责任也都需要上移。现在最大的担忧就是我们是不是走向了拐点，经济增速会不会不断探底。

因此，目前推动经济复苏尽快回归正常增长状态，这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在统筹协调不力的条件下，也容易在单一目标下层层加码。从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由中央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是越来越大。这里面，改革还是非常重要的，基于目前的状况，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一次颇具深度和规模的改革，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

一方面，我们要坚定信心，但另一方面，要有风险意识，要评估今后的变化趋势，以及对于我们实现2035年目标，即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影响，包括可能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趋势的预期与判断，这都会连带影响外资外企、国际贸易和投资。眼前已经到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需要改革的节点。

以现在地方财政的状况，新市民排到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小。从我们的调研来看，一些三、四线城市放开户籍后，在公共服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是优先老市民的，看上去新市民有排队资格，但不一定排得上。

支出方面下降得更快了，只有14%左右，如果把两本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加在一起，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不足10%。发达国家的财政比重也是逐步提高的，因为发展程度越高，跨区域的问题就越多，宏观的问题就越多，事权、支出责任不得不上移。